然而既然精神病患者未必能盡然理智地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，把關的醫生和公共機關便更加責無旁貸了。疑凶在案發前早幾天才剛覆診，當時醫生還認為他沒有暴力傾向，讓他自行回到社區，豈料數日內便生慘劇。

事情這樣發生，少不免一輪指責，認為醫生失職，認為政府失職，為甚麼醫生竟然看不出精神病人有潛在危險，為甚麼不隔離他等等，倒是令人覺得醫生卻是難為了。精神病的病情、病徵，以至病人的狀態都不很穩定，有些時候病人條理分明，說話清楚，有時卻光怪陸離，甚麼事情也做得出來。除非很明顯很嚴重的病例，否則醫生要判斷病人有沒有暴力傾向，這暴力傾向會不會傷害別人，實在很難。人的情緒、想法不是用標準化的數字可以衡量的，由人到魔的界線原本是那麼模糊，尤其對於精神病患者來說，往往根本就沒法分辨現實和幻想，但有時候卻又會神智清楚得很。量度人原本便是一件難為的工作。

除非將尺度收緊從嚴，將羈留精神病人的標準提高。但這不是有違人權，有違社會讓精神病人康復、重新融入社會的理念嗎？這樣是不是進一步分化、標籤了精神病患者以至精神病康復者？

我不禁想起數十年前的Edward Gein來。看精神病患者犯的案子，在惻隱被害者之餘往往會對犯案的凶徒有種莫名的無處著力之感。好些精神病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犯案，自己在做一些泯滅人性的事，而自覺給包圍在一種虛幻的正義之中。

我不認為那位讓疑凶回到社區的醫生十惡不赦，也不覺得政府是冷血無義。世界上的事情往往都是這樣，就像當年加拿大那位無辜枉死的青年，死在灰狗巴士的座位上，巴士就佇立在荒漠之中，呈現一種空洞的寂寥感。